民族学研究应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思潮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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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获得长足发展，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西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学者不加批判地移用、仿效西方民族学理论，特别是将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等同于“国际化学术”并奉为圭臬。

后现代主义民族学产生于民族学者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关系或文化政治问题的反思。这些学者对西方传统民族学研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提出质疑，认为民族学者无法对异文化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他们试图通过对西方学者(尤其是在殖民时期)关于非西方文化的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志描述进行重新评论和再次分析，获得对文化表述本质的深层认识。不可否认，这一学术思潮有积极的一面，即认识到西方传统民族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和缺陷，特别是其质疑一切、解构一切的特点，反映出西方民族学发展面临困境。

对于我国一些学者将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用于分析我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做法，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和批判。

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看，后现代主义民族学虽然对西方传统民族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提出批评，但仍未走出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人为对立起来的困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分属不同国家，研究者始终把研究对象当作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他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陌生感和距离感。我国民族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境内少数民族，56个民族都身处同一个国家，各民族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盲目套用后现代主义，无疑会人为地将研究者自身与研究对象割裂开，并产生距离感。这不符合我国各民族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际，不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看，后现代主义民族学产生时，西方社会大都走过了3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经普遍实现现代化;到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似乎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与之相比，我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推进。与此同时，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禀赋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长期存在，部分东部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而其他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前期或中期。盲目追逐所谓的学术潮流，将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嫁接于我国，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其成果也必然成为“四不像”。

从理论发展看，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的产生和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的理论和范式难以完整解释和说明社会现实。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客观现实的改变，特别是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获得发展，使西方传统民族学理论大大落后于实践，因而后现代主义民族学应运而生。然而，后现代主义民族学质疑一切、解构一切的特点，使其难以得出确切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而且，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的生长土壤即所谓“后现代”社会，迄今还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到底是否存在仍不清楚。基础不牢导致后现代主义民族学发展后继乏力。可见，后现代主义民族学只能解构，却不能建构。如果用这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分析中国，结果只能是解构现代化、去现代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清晰。在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如何推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推动民族大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等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都迫切需要我国民族学作出回答。这也将给民族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国民族学者应把握这一历史机遇，避免盲目追随所谓的国际学术潮流，而是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进而引领国际学术潮流。

(作者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