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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师资、一流人才的数目是“双一流”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和高校都会想办法去通过拉拢人才来参与竞争……积极方面,这种流动会有效配置已有的教学科研资源;消极方面,这会拉大各地教学资源的差异。
建筑高楼,首先要挖地基。现在国内高校都在争取盖“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大楼,于是一些院校领导扛起了铁锹,目光盯着其他院校的墙角。这或许是目前国内高教界“挖人大战”的真实写照,其中尤以东部高校到中西部“挖人”为剧。
全国“两会”期间,高校人才流动,成为高教界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3月12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更是在记者会上表态:希望东部高校“手下留情”,“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
教育部多番表态“不鼓励”,东部高校的“挖人军团”却早已取得不俗“战绩”。在一些高教观察者看来,“挖人”是高等院校短期内提升教研实力的实用方法,是“你情我愿”的市场行为。但质疑者也有道理:在高薪诱惑下,中西部高校被“挖空”,区域教育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财力有限的高校大手笔砸钱,既对校内青年教师不公,同时也挤占其它教育资源,可谓是“恶性竞争”。
更多人心里有着共同的疑惑,这场“挖人大战”,真的能挖出世界一流大学吗?
人才争夺战:孔雀东南飞
孔雀有着光鲜艳丽的羽毛,引人瞩目。对某些大学校长来说,高校教师头顶的“院士”、“长江学者”、“****专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就是值得欣赏的羽毛,需要将他们拉过来为“我”所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过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向东部的现象,人们将之喻为“孔雀东南飞”。2016年以来,国内高教圈再次掀起“孔雀东南飞”的浪潮。近期,国内不少东部高等院校纷纷贴出教师招募公告,“高薪”成为其中关键词。东莞理工学院推出100个职位,为优秀青年博士提供一次性26万元安家购房补贴及最高30万元科研启动费,暨南大学为“长江学者”和“****”青年学者分别开出200万和100万“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的条件。而放眼东部高校,不乏价码高达年薪百万的例子。
在“挖人”这件事上,东部高校可谓“财大气粗”。以代表一所高校“未来”的“****”青年人才为例,历年共有241个单位的2336位青年人才入选“****”。这2300多位优秀青年人才,绝大部分踏进了东部高校的校门。“****”青年人才最多的10所高校,仅有华中科技大学一所中西部高校,其余高校均来自东部——东部上海科技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非211工程院校引进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诸多中西部211工程院校。
正在纵深推进的“双一流”建设,助推了本已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近期,在“双一流”建设操作细则出台之际,不少地方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已明确对此进行大额财政支持。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在报道中统计,已公布“双一流”资金支持计划的10余省份,拟投入资金已超过400亿。重金支持的允诺在前,除了购置设备、盖大楼之外,不少大学校长考虑的一件事,便是招募“良才”,而地处中西部、收入较低的高校名师便是“开挖”的好对象。
评论者可能对这种“不太道德”的行为不以为然,但“挖人”确实有时效。
“之所以现在有许多高校喜欢‘挖人’,是因为另一些高校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关注高等教育的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例说,清华大学法学院组建之初,曾在全国法学学科排名前三的院校大批引进人才,使该校法学学科迅速崛起。而华东某经济大市的一所211工程院校,近年来也是大力“挖人”,经常有学校领导赴中西部工作。在“挖人”的作用下,该校的全国排名已经从100名左右升至前20名。
一些大学教师“吐槽”,一些高校“挖人”甚至“精准”到了某个学校、某个教授。有趣的是,最近网上公布的一份高被引论文学者榜单,一位大学教师在社交网络转发时甚至揶揄,恭喜大学校长们找到一份“挖人”指导手册。
这么做确有原因: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无论对高校的评估方式如何变化,一流人才及一流人才带来的课题、成果,总能给学校的“双一流”评估“加分”。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阎凤桥表示,一流师资、一流人才的数目是“双一流”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和高校都会想办法去通过拉拢人才来参与竞争。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生活、工作和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差异,各个地方都会产生其自身的区位优势,高级人才的流动是各地区位优势起作用的结果。
“积极方面,这种流动会有效配置已有的教学科研资源;消极方面,这会拉大各地教学资源的差异,使得中西部高校在这场竞争中更处于劣势。”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这种市场行为的作用下,“挖人”的东部高校似乎很满意,但被“挖”的中西部高校很受伤。因而,在近日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中西部高校的代表委员更多发表的是一种“诉苦”的言论。
人才流动:有序还要可持续
尽管教育部没有强硬“叫停”,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的言论,实际上也将“挖人”的东部高校放在了不道德的境地。
这同时也是对此前教育部文件原则的重申。1月25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徐振宇指出,教育部不鼓励东部高校“挖人”,一些省份的领导也要求本省院校不要在省内相互“撬墙脚”,都是基于国家、区域教育资源平衡的考虑。
从全国高等教育布局来看,中西部除了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几个大城市之外,其余地区的高校资源都不算太强。而在东部与中西部人才争夺中,东部城市的薪酬、晋升机遇和学术氛围,大都拥有绝对优势。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在公开言论中表达忧虑,东部高校高薪“挖人”,不仅将加剧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资源差异,而且不利于中国高校自身的学术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才流动的原因很复杂,有薪酬待遇、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考虑,但你要东部高校的教师去中西部,一般都不会考虑。”去年从北京高校转到南京的徐振宇说。在他看来,高校人才的不合理流动,可能会造成中西部院校被挖空,造成学科、学校的没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葛剑平指出,有的高校为了吸引高端人才不计成本。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是,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支出项目没有所谓的“高端人才”经费,学校只能东挪西拆地挤占正常的教育事业费,这给高校预算支出造成一笔不小的赤字和沉重负担。而一旦经费出现短缺或者薪资增长缓慢,被引进的“雇佣军”又被出价更高的学校挖走。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注意到,目前高等院校引进人才比较看重头衔和“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功利化的体现。这种功利化现象有可能与教研的实际绩效相背离,也就是引进的人才不一定能发挥效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挖人”的本质是为高校选拔有专业素养有才华的人才,因而“挖人”应该“去帽子化”,但“帽子”并不等于学术生产力,让专业的同行去评估筛选,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非仅仅关注引进人的头衔名誉。
葛剑平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从事着相同工作的本校教师与引进人员的差别待遇。他强调,长此以往,差别待遇的“灯下黑”问题可能在教师队伍中产生负面影响,出现功利化、物质化、短期化的倾向,身份认同也会从“志愿军”向“雇佣军”转变。这会导致正常的高校环境被扰乱,育人环境成为少数人的市场经济。
陈宝生还提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不断地今天跟甲方谈,明天跟乙方谈,后天跟丙方谈,营造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流动环境。”
对此,陈宝生在记者会上强调,东部高校要对人才引进做出规范,在薪酬条件等方面不能搞恶性竞争。同时,各高校要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加强管理,对引进各种人才加强规范,让他们遵守契约,在约定期内不要跳槽,按契约办事。
而关注“孔雀东南飞”的代表委员,多数倾向于设置高校教师薪酬的上限,以此遏制高校肆意挖人。例如,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建议,要从国家制度层面为高校人才流动设置薪酬上限。一是不同区域执行不同薪酬体系,中西东地区执行不同的薪酬标准;二是薪酬体系考虑学术贡献性;三是考虑现有团队的基础水平,以标准倍率制决定各级教师薪酬。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则建议,可探索引入类似体育俱乐部间的“运动员转会制度”,即人才流动协商与补偿机制,保障人才流出单位的基本权益。
陈宝生对此亦有表态。他说,下一步,要引导各高校形成联盟,制定公约,对薪酬等条件上大体上做出规范。规范正常的人才交流。
张端鸿则指出,目前中国大学的薪酬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期待未来能改革高校薪酬体系,绩效工资能够更加宽松、更加弹性,薪酬结算体制让更多的教师都能够有所反应。
陈宝生还提到,教育部将调整评价机制,促使国内高校下功夫练内功,自己培养人才,从海内外吸引人才;而不要搞恶性竞争,不要恶意挖人家的墙脚。
这也是教育观察者徐振宇所期待的,除了撬别的高校的“大树”之外,高校自己栽“小树”,海外引“洋树”,同样是推动高校自身发展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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